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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已有 2297 次阅读 2021-7-15 16:12 |系统分类:教学心得

大学去行政化,在很多论文中被当做大学管理的灵丹妙药。很多学者认为,因为行政化的存在,大学存在种种相关弊端。比如,行政化会妨碍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和教育机构的独立性,使得大学变成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

我们现在提出两个相关问题:

1)      中国的大学具有自己的行政特色违反大学发展规律吗?

2)      大学去行政化一定是最佳方案吗?

这涉及政府与大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大学行政化的由来与发展趋势。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在欧洲,随着城市化发展,大学的初始建立具有很强的独立自治特色。大学并不是社会的核心,因此,也并不被政府管辖。大学最大的转化发生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普鲁士战败的悲观情绪,以及民族振兴的需求,为德国大学的发展披上了新的光环和使命。研究型大学因此而建立,其主要特征就是要通过科研创造知识,提升教学水平,以及服务社会的能力。在洪堡等交教育家的坚持下,政府对大学的直接管理较弱,大学自治的特征很强。我觉得这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柏林大学的建立处于传统大学与研究大学的转折点,传统大学的自治体系还具有惯性。其次,研究型大学刚开始建立,还没有全面散发出后来的光芒。创新知识体系还刚刚构建,大学的政府资金等资源注入有限、大学的体量适当、大学的结构也相对简单。因此,并不需要政府直接参与,也能很好地运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与柏林大学一样,中国成立的现代化大学一样具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那就是全面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尽快培养人才,使得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

这个使命如今过时了吗?显然没有。中美贸易摩擦、西方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压、中华民族崛起的奋力拼搏,到如今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从意识形态、全民族的统一意识、科技城体系地提升、社会与经济稳定发展、大量人才的需求等等方面,对大学提出更高的要求与需求。

可以这么说,大学有其固有的特征与发展需求。但是,在如上的历史使命面前,大学必须服从整体社会的发展阶段与环境,以促进民族发展,提升国家整体实力为最高目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做一个新的假设。自柏林大学建立以来,如果政府不介入大学管理,大学会不会主动寻求政府的部分介入?

我想,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大学要想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获取政府资源,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提升社会影响力,必然要与政府达成某些协议。在几十年到百年尺度上,逐步让政府介入。或者说,类似于某种相互驯化的过程。一个完全独立的体系,无法在大环境演化中独自生存。

美国的文理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期的文理学院类似于一个封闭体系。但是,现如今的美国文理学院,开始与大学联合,某些文理学院也开始开设一些实用性的课程和项目,甚至也开始研究生培养。按照这个趋势下去,将来一定出现某种大学-文理学院的综合体,扬长补短,相互影响。只是,我无法预测这个演化时长。

所以,放在一个较长的演化体系,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之前较为独立的大学与政府一定会逐渐融合,达到熵增的结果,这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只是在不同国家,还有历史环境等额外因素的影响,大学与政府的融合度会有所不同。比如,美国的大学,其形成历史与中国不同,大部分私立大学通过基金会等形式,已经筹集到足够的发展基金,不那么依赖政府的投入。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私立大学,感到经费紧张,与政府资源的深入联合,迫在眉睫。

综上所述,中国的大学建立,从一开始就有政府深度参与,一方面与历史发展趋势并不矛盾。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历史需求,并取得了相应的目标和效果,在将来很强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种思路去理解。中国的经济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找打了平衡点,极端的思路肯定会有弊端,而一种平衡的思路,有助于吸纳两个端点的优势,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看起来较为独特,但是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原因。

大学治理结构也类似于这种思路。当我们的经济开始强大,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也开始逐步考虑其特殊性和自身的发展模式。类比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平衡点,大学也开始寻求政府管理与大学自身治理的平衡点,赋予大学更多的自治权和灵活度,这在很多的新型大学中的得到了体现。

中国大学的发展模式与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丝丝相扣,一脉相承!

所以中国大学的发展现在处于逐步弱行政化,但是没有到去行政化的阶段,估计永远也不会到来,因为完全去行政化就到达了另外一个极端,与历史发展并不匹配,属于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真的全面去行政化,对目前的巨无霸大学意味着什么?

在早期研究大学发展阶段,科学刚起步,科学体系还没完全建立。此时的大学独立发展,在各个领域都能发掘到知识的金子。在今天的科学体系内,这种历史背景已经逝去,科学已经到了攻坚克难,啃骨头的阶段。科学家们都很苦恼,如何才能向牛顿和爱因斯坦一样,去拥抱科学的树干,而不是在一片片叶子上面,向蚕一样啃食。科学的独立发展与科学体系化发展必须合二为一。在这种情况下,大学需要的人员与资金量大大地增加。在科学无法大踏步前进时,增加社会的服务功能,解决社会之需,是大学的灵活之举,也是今后很长时间内的重要责任与目标。

因此,大学必须与政府和社会深入合作,才能保持其坚实的社会地位。大学去行政化,与这个历史发展不符合。适当保持行政结构与思路,是大学与政府合作之间的粘合剂,或者是两种体系之间的交流方式。

在具体的大学与政府合作模式上,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比如政府官员进入大学理事会,通过顶层设计,打通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思维壁垒,让大型资源注入与管理保持一致。在行政人员上,政府与大学特定部门之间的管理人员可以互通,形成管理上的充分理解,而不是各扫门前雪,互不相识。在大学特定的管理内容上,保持大学的独立等等。

总之,任何两种体系之间,都需要互访,信息交流,也就是理解万岁。

中国建立的大学无论是从历史背景、历史使命、以及文化约束等方面都不同于西方大学。虽然都叫大学,但是其各自特点也很分明。中国的治理模式,在全球化的今天显示出优越性。在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中,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教育模式正在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为全球高教体系建立了自己的独特模式,丰富了教育体系的内涵。

双向看问题,是我们保持头脑清醒和建立自信心的重要方法。不要总是想着去对比模仿西方的教育体系,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和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的教育体系,会慢慢改变世界教育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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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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